今年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100周年。这座由明清两代皇宫转变而成的文化殿堂，在其百年历程中经历了怎样的风雨？建院之初，是谁在为它谋划未来？在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它和它的历任掌门人经历、见证了哪些历史？
6月26日，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故宫掌门人1925-1949》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，故宫学专家章宏伟教授历时五年撰写，首次系统梳理了1925至1949年间李煜瀛、庄蕴宽、赵尔巽、江瀚、王士珍、易培基、马衡七位掌门人守护故宫的壮阔史诗。他们和千千万万有识之士为保护故宫和中华珍贵文化遗产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。
紫禁城的涅槃时刻
1924年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。次年10月10日，悬挂着“故宫博物院”匾额的大门向公众敞开——这个曾经象征着皇权至上的空间，就此完成向现代文明殿堂的蜕变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，在此后四分之一世纪里，故宫多次面临存亡危机。
书中揭示，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，适值国内、国际局势颠仆动荡：国内帝制崩塌，新秩序未立；国际战云密布，二战阴霾逼近。自1925年至1949年，故宫博物院在七位掌门人的带领下，一边建章立制，一边应机发展，特别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火迫近时，他们竭尽所能在风雨飘摇中守护着这座“文化方舟”。
七位掌门人中，有民国的革命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金石文史大家，甚至有半生戎马的军人。李煜瀛首创将清宫转型为国家级博物馆，提出“活的故宫”理念；庄蕴宽在北洋军阀企图在故宫驻军时坚决捍卫文物；江瀚临危受命掌舵故宫，主持整理宫廷藏书，为文物保全建言献策；易培基推动文物点查与南迁，虽任内发生“故宫盗窃案”黯然离场，仍功不可没；马衡执掌19年间，在战火中主持文物西迁，以“如履薄冰”的态度守护国宝……这些掌门人无论任期长短，都在特殊年代为守护中华文明薪火作出了独特贡献，在故宫博物院百年建院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《故宫掌门人1925-1949》作者章宏伟教授
作为深耕故宫研究二十年的学者，章宏伟秉持“有一分证据，说一分话”的治学态度，广泛挖掘故宫档案、民国报刊、人物传记等一手史料，呈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。
通过史料考证，作者在书中修正了不少历史事实。例如善后委员会实有16人，而非通常认为的14人；易培基时期的文物南迁属于战备需要，与“处分物品”无关。这些基于原始档案的细节考证，既还原了历史真相，也展现了不同时期故宫掌门人的真实作为——他们或许不完美，但正是这些鲜活的个体抉择，共同构筑了故宫从皇宫到博物馆的转型历程。
书中的百余幅历史图片也尤为珍贵，包括1925年开院当日民众排队参观的黑白照片、1933年文物南迁时工作人员在太和门前合影等珍贵影像，让读者得以穿越时空，见证那些历史瞬间。
发布会现场
“国宝守护史”的百年回响与当代启示
“故宫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，具有605年宫殿建筑群和100年博物院的两个身份。”原文化部副部长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表示，故宫是世界上唯一完整保存的古代皇宫建筑群，拥有180余万件珍贵藏品，“一个故宫，两个博物院”的特殊格局成为连接两岸的文化纽带，这些特质使其成为代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重要文化遗产。“这本书通过1925-1949年间故宫守护者的故事，不仅还原了文物南迁等重大事件，更展现了中华文化守护者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担当，这种精神对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仍具重要启示。”
原文化部副部长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
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党组成员陈永刚表示，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，也是抗战胜利80周年，在这个特殊时刻出版这部著作，既是学术积淀的结晶，更是献给故宫博物院百年的厚礼。
“希望这本书不仅展现他们个人的抉择与担当，更折射出‘视国宝为生命’的典守精神。”章宏伟说道，七位掌门人以智慧与勇气筑起防线，其精神至今激励着文化传承者。回望那段“国宝守护史”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物的命运，更是一个民族对文明火种永不熄灭的信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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